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离婚已经约定未成年子女由一方抚养，协议未成年子女可以在有必要时向另一方提出抚养费要求吗？约定由方养费
近日，石棉县法院公布了一起夫妻双方离婚时约定未成年子女由其中一方抚养，承担但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抚养能力确实不能满足未成年子女正常生活学习，孩抚于是还抚养费抚养方代理其两名子女上诉至法院要求另一方承担抚养义务的案件。
最终，可索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承担两名未成年人子女每月生活费500元，离婚学杂费、协议医疗费（报销后凭发票）承担50%，约定由方养费至两名子女年满18周岁止。承担
案件回放：离婚时约定两名未成年子女由一方抚养，孩抚但抚养方无法保证子女的还抚养费正常生活学习，上诉法院
家住石棉县的可索王某、张某原本是离婚夫妻。他们于2013年在石棉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分别于2015年、2017年有了儿子王甲和王乙。
后因感情原因，他们于2018年8月8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婚登记。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两个儿子由王某抚养，张某不承担抚养费；婚后按揭的房屋由张某所有，王某还房贷至2025年7月；王某给付张某20万元补偿费。
其中10万元已经在办理离婚手续当日支付，剩余10万元自离婚之日起3年内付清。王某按离婚协议书已支付10万元并按期缴纳了房贷1800元/月。
经查，王某每月收入为4000元，且在县城无住房。在离婚协议签署后，王某在每月仅有4000元收入的情况下，要按照离婚协议支付20万元补偿费和1800元/月的房贷，还要承担王甲、王乙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实在无力支撑。
而后，王某因其收入状况已明显不足以满足两名未成年子女正常的生活学习为由，成为其两名未成年儿子的原告法定代理人将张某告上法庭。
案件审理：被告人张某要承担起两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结合本案案情，虽然王某、张某离婚时自愿达成两未成年子女随王某生活，张某不支付抚养费等，且王某的抚养现状相较签署离婚协议时并未出现任何变化，仅间隔半年。此时王某以两名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张某给付抚养费，确有不诚信之嫌。
但纵观王某、张某离婚原因、协商过程及最终达成的离婚协议的内容，结合王某的经济状况，其收入状况已明显不足以满足两名未成年子女正常的生活学习。最终，经审理，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某从2018年11月起每月15日前各支付原告王甲、王乙生活费500元，学杂费、医疗费（报销后凭发票）承担50%，至原告王甲、王乙年满18周岁止。
法官说法：生存权大于财产权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离婚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署，合法有效，但抚养人的经济条件确实不足以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此时法院是否应当重新核定约定不给付抚养费一方的抚养费数额。
法官表示，男女双方协议离婚，约定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给付抚养费，并非免除了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抚养义务，因为抚养义务是一种义务的集合体，包括支付抚养费、教育管理子女、承担监护责任等。
不给付抚养费仅是直接抚养一方将本应由对方承担的抚养费转由自己承担，实质为债务的转移，但因抚养费的权利主体系未成年子女，故男女双方不给付抚养费的约定，并不能消灭未成年子女要求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而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在离婚时针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达成的契约，虽然按照诚实守信原则，男女双方应当严格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非因法定事由或双方协商一致，不得任意变更。
但因未成年人在男女双方离婚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无法左右、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为未成年人子女免受男女离婚带来的伤害和监管保护的缺位，在许多国家都是公权力主动干预，通过司法、行政或社会机构给予未成年人最大的保护。
法官表示，如若出现签订离婚协议时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抚养能力确实不能满足未成年子女生活的情形，而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又以离婚协议约定“不给付抚养费”进行抗辩时，两者出现了权利冲突，这时就需要进行价值衡量，即因抚养费属于生存权的范畴，而男女离婚约定“不给付抚养费”为财产权性质，生存权大于财产权，且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也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的抚养费。
目前不少夫妻感情破裂，基于对对方的怨恨或出于惩罚对方及考虑自身利益等目的，在协议离婚时，在子女的抚养费方面相互施加压力，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另一方的经济条件无法满足子女成长需要时，仍与其签署不给付抚养费的离婚协议，其后抚养义务人又以被抚养人的名义起诉不给付抚养费一方给付抚养费，导致纠纷频发、纠缠不清，严重影响了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及身心健康。
法官提醒，夫妻双方不得不离婚时，要妥善处理纠纷，更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
朱建军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