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社区的为城村规民约——城关社区居民公约，包括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试行）。中村障女（南方周末记者 李桂/图）
林芳（化名）想好了，女订村等二女儿结婚的儿们时候，她也要去“找个说法”。个自规民
念头一旦在心里种下，发修就再也挥之不去。约保益的样本那是性权在大女儿结婚的2014年，林芳50岁，为城两个女儿24岁、中村障女19岁。女订村
林芳家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城关社区，儿们一个典型的个自规民城中村。在这里，发修只生了两个女儿的约保益的样本家庭被称为“双女户”。女儿们一旦结婚，就要迁出户口，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意味着失去每年的分红，也失去县城最优质的公立学校学位。
不少家庭曾试图为结婚的女儿们争取权益。有人不断向上投诉，问题往往被推回社区，“以当地村规民约为准”；有人诉诸法院，但案件大都止步于庭前调解；也有弟弟为了替姐姐出头，闯入了县人代会的会场。
林芳的二女儿2020年结婚，但她顺利延续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这不是林芳“找个说法”的结果——前一年，城关社区修改了实行二十多年的村规民约。按照新规，女儿结婚后是否迁出户口是个人自由；倘不迁出，可以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类似修订还包括，“上门女婿”也可以通过迁入户口的方式获得资格。
在更常见的表述里，这些女性被称为“外嫁女”。这个通常用于为她们的遭遇鸣不平的词汇，本身就带有偏见：只是拥有了一段婚姻关系，女儿怎么就被推出原生家庭，成了外人？
北京律师林丽霞，从2004年开始关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和集体收益分配的问题。在她的印象里，城关是目前唯一由内而外自发修订村规民约，以保护已婚女性集体经济权益的社区。
除了集体经济权益，性别问题还存在于大量乡村生活细节中。比如结婚的女儿、离婚的妇女在宅基地、土地确权等问题上受到不公平对待，在祭祀等传统仪式中被歧视。修订后的村规民约，给予她们应有的保障。
“始于村规民约，终于村规民约”的修订，结束了漫长的纷争。长久以来，因为婚姻导致的女性权益纠纷几乎发生在每一处村落，而这个属于城关的故事，提供了为数不多、可能也难以复制的良性互动样本。
“比如说，我们家有四口人，女儿结婚了，我们还是征收了四口人的土地，但只能分三个人的征地款。”
北方的4月还带着寒气，地处云南中部的华宁县已似初夏。小县城里，最常见的是不过五六层的老房子，这几年，才陆续有了带电梯的高层住宅。坐落在县城中心的城关是一个老社区，最显眼的就是居民自建房。
三四层楼高的房子，外立面精细地贴上了瓷砖，房前屋后都是水泥路。一些传统的“种植天赋”，在现代建筑里得到延续：屋顶平台种上了青菜；门前花盆里，除了各色的草花、三角梅和月季，还有小葱和蒜苗。
城关是华宁县“经济排头、发展最好”的社区。1990年代，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社区兴建了砖厂和商铺，由此产生了最早的集体经济收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分红是按小组来划分的，一名社区干部记得，最多的时候，有的小组每年每人能有1.5万元。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获得并不复杂：只要父母的户籍均在社区，自出生那天起，孩子就可自动获得。
不同的是，女儿们的资格是有限期的：“本组女子出嫁，户口随丈夫迁走，否则：最长3个月内不来迁户者，本组有权从出嫁的当年起停止出嫁女的分配。”
社区的财务张秀琼五十多岁了，在城关工作了近三十年。和大多数人一样，她也记不清这条规定是什么时候、怎么被纳入村规民约的。人们想起来，只能模糊地说上一句：“一直都是这样的”“已经很多年了”。
而所谓“出嫁”的依据，并不是结婚登记，而是以办了酒席为标志。之后，无论是否主动将户口迁走，其集体经济资格都会被停止。
在张秀琼的印象里，起初，每年的分红只有几百块。居民对结婚的女儿们不参与分红有意见，但也“只是有意见”，没有更多纠纷。也有人来社区反映过，但社区没有解决方案，“就是说执行村规民约”。
矛盾激化大约是在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