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2日，有问必录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成挡听取最高法和最高检工作报告。箭牌检察 （人民视觉/图）
“……请不要过问或干预、系统插手检察办案，样防也不要说情打招呼，止说招呼否则我们将如实记录并向组织报告。情打”这是有问必录四川省检察院为检察人员定制的手机彩铃。
李蜀彪是成挡四川省检察院检务督察部副主任。2022年年初，箭牌检察看到一位多年没联系的系统战友突然来电，他习惯性地让手机铃声多响了一会儿才接。样防
等他接起电话，止说招呼那位战友用略显尴尬的情打语气说，“本来想请你帮忙问个案子，有问必录刚听了手机彩铃声，不知道我现在还说不说呢？”后来，战友没把事情说出口，寒暄了一会儿就挂了电话。
在李蜀彪看来，“有问必录”已经成为检察人员回绝请托的挡箭牌。
2019年8月23日，最高检发布《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规定检察人员遇到其他人过问有关案件办理、干部选拔任用、工程项目等事项都需要填报，但职责范围内的询问除外。这项制度在检察系统被称为“有问必录”。
而在此之前，为了防止干预司法，中办、国办、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等部门已出台过3个制度性文件，简称“三个规定”。
据最高检统计，截至2022年11月，全国检察系统共记录报告过问事项39.7万件。其中记录人认为是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的占3%左右，反映情况、过问了解的占97%。
最高检检务督察局局长郭兴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 “有问必录”要求下，填报的“过问”也有许多是转达当事人的诉求、了解案件进展，或者反映检察办案中的问题，督促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办案，“这样的过问我们是欢迎的”。
“之所以强调‘有问必录’，是为了既能‘录此存查’，又能有效打消填报人思想顾虑。”郭兴旺说。
不过他也坦言，目前的记录报告毫无疑问存在着凑数填报的现象，比如只填报情节一般的，而不填报真正违规过问干预的。为此，检察机关正在采取措施，倒逼如实填报。
“制度的推动不可能一蹴而就。”郭兴旺说，推动“有问必录”，目的是形成震慑，让检察人员守住底线，最终是希望整个社会都知道，司法是公正的，打官司是不需要找关系的。
2022年6月，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张本才和江苏省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赵志刚落马后，陆续有人在填报系统里记录了张、赵二人此前请托自己办事的情况。
这意味着，在张本才和赵志刚请托时，相关检察人员没有及时报告。同时也表明 “有问必录”的推行，的确给检察系统相关人员带来了压力，“万一领导干部落马，就能查到你”。压力之下，检察人员可以逐渐养成“不管谁来请托，都填报上去”的习惯。
这种压力来自于检察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