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一处建筑工地门口寻找工作 图/视觉中国
土方车淌着水滴驶出工地大门，从工场的超龄清洗区后方暂时没有车在排队，地退刘修田放下高压水管，农民坐到一边的从工场的超龄椅子上，边走边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地退抓紧时间吸了两口。农民
刘修田的从工场的超龄工作是冲洗土方车，以免它们将工地的地退灰尘带入城市主干道。他所在的农民杭州市Z工地将要建成一座大型商用写字楼，这几天正在挖地基，从工场的超龄土方车进出频繁，地退一天出入约上百次。农民冲车的从工场的超龄时候，刘修田偶尔叼一根烟，地退但烟头容易被水沫打湿，农民抽得不痛快。
跟以前在工地上的活比起来，刘修田觉得冲车“像小孩玩水一样”。他看着苍老，头发稀疏，满脸白色的胡茬，身体却还很硬朗。但2021年满60岁后，当时的工地将他辞退了。在高强度、高风险的建筑行业，多地明确规定，“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
被这道禁令挡在工地外的人，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尚未兴起时，一头扎进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图景添砖加瓦，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工地的发展奇迹。现在，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刘修田是幸运的，他在工地上找到了辅助性的岗位，更多的人离开了工地，只能回家干零活或种地养老。
他们像是一架高速运转的建造机器上的螺丝钉，勤恳本分地承受了几十年的重压，一朝超过了检修年限，被从机器上取下。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去向何处。
这些被取下的螺丝钉，仍然卡在城市和现代文明发展的缝隙，无声地提醒着这样的事实：有一群人曾建造了城市，却很少被人关注，在过去行业还不规范的年代，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人的福利，在行业规范之后，他们却因“超龄”而退场。
可是，他们不甘心成为闲置的废铁，别人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的锈迹，而他们仍把自己当坚韧的钢，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撑起家庭的负担。
▲Z工地刚刚开始动工，正在打地基，工地对面是一排电梯外挂洋房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刘修田的老家在河南信阳，从小生活在集体的环境中。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挣四工分，只能领两毛八分钱。因为穷，二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1984年，村里实行分田到户后，他跟着老乡外出打工，七年后成家，十年后儿子出生。
为了养家，他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外面做工，辗转于郑州、合肥、武汉和杭州的工地上。长期出苦力的身体不能歇，一歇下来，再上工的时候浑身疼。三十多年来，只有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他待在老家没出来。那时候妻子因肺癌去世，儿子才十几岁，父亲生病下不来床，他得回家接过照顾老小的责任。直到老人去世、儿子长大了，他才又返回工地。
当时务农的收入太低了，2007年，他种了12亩田，只得了万把块钱。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出去了，不到65岁，很少有人会真正回归故乡。
刘修田多年打工的积蓄大部分用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在镇上买了房，存了彩礼钱。2020年儿子结婚，小两口在杭州打工，一个月收入共一万多元，够他们小家庭用了。刘修田的负担卸了大半，但他还不能休息。刘修田每个月的花销在一千元左右，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元。退休前，他只缴纳了三年新农保养老金，领到的金额几乎是最低一档。“我身体还很好，想挣出养自己的钱，不拖累儿子。”
满60岁后工作并不好找。刘修田不识字，一辈子都在工地上干，没有其他技能。2022年开春后，他每天去杭州杭海路劳务市场等，找工的常常有几百人，招工的只碰上十几回，无论是保安、保洁、工厂还是其他临时工，刘修田都被拒绝了，“那边年轻的、三四十岁的人也多，有的被要走了，有的嫌工资低。我不嫌弃（工资低），但人家不要。”
几天前，他才被信阳老乡介绍了这份冲车的临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上午9点上班，下午4点到7点休息，晚上10点
